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：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，胡惟庸死的有点冤_朱元璋_李善长_汪广洋

1368年，大明王朝正式建立，朱元璋这位曾经的和尚、乞丐，凭借其非凡的经历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奇迹般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经历了多年在社会底层的挣扎与磨难，朱元璋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幸存下来，这使他对自身的安全感极为缺乏。他始终怀疑周围的一切，用警惕且审慎的目光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，唯恐有人会夺走他来之不易的权力和财富。

然而，朱元璋也深知孤掌难鸣，尽管内心充满不安和戒备，他不得不将一部分权力和利益分赐给那些陪伴他共患难的“兄弟们”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功臣们与他同甘共苦，历经生死考验，共同打下了江山。建国之后，分享胜利的果实成为了必然选择。如果朱元璋舍不得封赏他们，这些“兄弟们”很可能会联手造反。深谙人性弱点和权力游戏规则的朱元璋自然理解这一点。于是，1370年，他一次性封赏了150名功臣，授予公、侯、伯爵等爵位，虽心存不甘，却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。

在大明建国初期的权力分配中，有一个人令朱元璋颇为头疼，那便是李善长。朱元璋身边主要有两大政治派系：淮西派和浙东派。淮西派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家的势力，李善长为该派领袖；而浙东派则以刘伯温为首。相比之下，淮西派的实力略胜一筹，李善长的功劳也最高。建国后，丞相一职自然落到了他头上。然而，李善长却频频向朱元璋抱怨自己职权范围模糊，管理上存在困难，这无疑是变相地向朱元璋索要更大的权力，实质上只会让人联想到他渴望分享皇权。朱元璋心里虽也认可李善长是丞相的最佳人选，但他无法接受李善长主动要求分权的态度，觉得这背后藏着不安分的野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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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内心不悦，但鉴于李善长多年功劳卓著、威望甚高，朱元璋最终还是为了维持政局稳定和面子，任命他为开国丞相。然而，这份不满却在他心中种下隐忧，朱元璋暗自决定要寻找机会，收回那些已经分散出去的权力。这个决心也为后来著名的胡惟庸案埋下了伏笔。

胡惟庸是李善长的故乡人和得力助手。在朱元璋封赏功臣时，胡惟庸只获得了参知政事的职位，相当于丞相的副手，但李善长却视他为接班人，悉心培养。在李善长的庇护下，胡惟庸的官途一帆风顺，加上他工作勤勉、谨慎，也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。李善长退休回乡时，曾向朱元璋推荐胡惟庸继任丞相，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刘伯温的坚决反对，这也为日后胡惟庸与刘伯温的矛盾埋下了隐患。

1371年，在李善长的支持下，胡惟庸被任命为右丞相，隶属于左丞相汪广洋。不久之后，汪广洋因只顾吃喝而被朱元璋调往广东，胡惟庸得以升任为独立的右丞相，任职至1377年。稳固了地位的胡惟庸逐渐开始腐败，构建自己的势力网络，并干预奏折的呈递，凡是不利于自己的内容都被他扣留，甚至一些重大生杀大事他擅自做主，隐瞒皇帝。

朱元璋目光如炬，看穿了胡惟庸的所作所为，决定适时警告他。1377年，汪广洋被召回中书省重新任丞相，部分权力被分给他，但汪广洋依然消极怠工，导致胡惟庸一家独大，令朱元璋十分不满。1378年，朱元璋下令“天下奏折不得关白中书省”，意即所有奏折必须直接呈递给皇帝，不再由中书省先行审阅。这项改革直接剥夺了胡惟庸能够先于皇帝掌握奏折内容的权利。虽然朱元璋的警告明显，但胡惟庸是否真正警醒，史料未有明确记载。

1379年，大明出现了一次占城国的进贡事件。占城国使节前来进贡，但汪广洋和胡惟庸竟未将此事上报朱元璋。事情曝光后，朱元璋大怒，汪广洋和胡惟庸只得低头谢罪，并将责任推给礼部，而礼部则将责任推回中书省。此时，御史中丞涂节揭露了胡惟庸毒害刘伯温的秘密，朱元璋质问汪广洋，后者声称毫不知情。愤怒的朱元璋先将汪广洋贬至海南，最终赐死。胡惟庸则因涂节第二次举报谋反，于1380年被捕，未经审讯即当日处死，随即牵连三万余人遭株连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洪武大案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关于朱元璋亲临胡惟庸府邸查看祥瑞、云奇告密等传闻，几乎无史料支持，《明史》中未见相关记载。

那么，胡惟庸之死是否冤枉？答案颇有争议。首先，胡惟庸的腐败虽属事实，但在当时大明官员普遍生活艰难的环境下，贪腐几乎成了生存手段。其次，他培植私人势力集团也是因当时自1373年至1384年间未设科举，官员多靠推举上位，信任自己人自然形成派系。占城国进贡一事，汪广洋与胡惟庸是按照《大明会典》规定办理，类似操作在其他藩属国也普遍存在。朱元璋此时反悔制度，令胡惟庸自认倒霉。至于谋反指控，因为胡惟庸当日被处死，没有留下任何口供，案件多由朱元璋一面之词，令人怀疑其真实性。

许多历史学者对此案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所谓谋反乃朱元璋借机铲除政敌，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。清代史家甚至创造了“凿空说鬼”一词，指胡惟庸谋反纯属虚构。从朱元璋的视角来看，胡惟庸必须被除去。历史经验显示，丞相权力越大，皇权就越受威胁。1370年，朱元璋派浙东派杨宪入中书省任丞相，杨宪因对李善长怀恨在心，上任后极力诋毁他，挑起权力斗争。朱元璋无奈之下迅速处死杨宪，李善长与胡惟庸借机将矛头指向浙东派，最终淮西派成为唯一强势集团，皇权被边缘化。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怎能容忍此局面。

既然如此，朱元璋便决心彻底废除丞相制度。考虑到丞相职位存在几千年，非一时之言可废，他选择隐忍，从1370年一直忍到1380年，让胡惟庸自我暴露破绽，等待最佳时机。直到1380年，朱元璋发动大手笔，一举铲除胡惟庸，废除丞相，将权力全部收归皇帝所有，并明确规定后代皇帝不得以任何形式恢复丞相制度。

废丞相之后，朱元璋迅速着手收回军权，解散大都督府，成立五军都督府，将军权分为五部分，任何军队调动都必须依皇帝命令，兵部无权干预。司法系统也在其主导下进行了大幅改革。如此一来，皇权得以彻底集中，所有潜在威胁皇权的权力结构被铲除，奠定了明朝初期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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